那个写出《城记》的王军，如今在故宫内研究北京城建的密码

曹德旺。图/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杜玮

自从2021年5月，75岁的“玻璃大王”曹德旺第一次提出要办一所高水平应用型研究性大学，这所尚在襁褓里的学校就未曾离开过公众视线。在去年年底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上，曹德旺解释说，“我去办一所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中国多一所大学，而是要做一次探索和改革。”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福耀科技大学的举办超越了现有办学模式，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这些创新和突破能否得到国家与政府的认可与支持。

“我自己是企业家，

知道该教给学生什么”

今年2月，曹德旺任第一理事长的非公募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减持股份1977.6万股，主要用于福耀科技大学的筹建。河仁慈善基金会是全国第一，也是唯一以金融资产创办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福耀科技大学以河仁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捐资建设，瞄准的是培养制造业高端人才，为的是解决当下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符、供需错配的难题。

福耀科技大学选址在福州闽侯县南屿镇流洲岛，位于福州市西南部，与福州大学城和福州高新区的海西高新技术产业园相邻。曹德旺计划首期投入的100亿元主要用于建设校园。眼下，学校现已开工建设，施工现场机器轰鸣。

首任福耀科技大学校长朱崇实曾经做过14年的厦门大学校长，他介绍说，学校预计从2023年7月开始招第一批本科生，招生规模在240人至480人之间。到2033年，希望能达到6000在校本科生、6000硕博研究生的满员规模。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曹德旺就开始在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设立奖助学金，捐设图书馆、学院等。直到几年前，他在收购德国工厂时发现，德国很小的工厂也能生产出很好的产品，进而了解了德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此同时，他发现国内高校培养人才最缺乏的是动手能力，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不愿进工厂，“因为他没有学到赚钱的手艺”。

福耀科技大学要培养的正是工匠式的优秀工程技术及管理人才。“我们提倡双导师制度，一方面是校内老师教学生知识、科研。另一方面，企业派驻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教其实践技能。”曹德旺说，“在校内就将学生武装起来，既有思维能力又有动手能力，给予其信心，这样学生毕业时就能以工程师身份和企业签合同。”

按照福耀科技大学的办学规划，学校设置了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与自动化、车辆与交通工程、机械与智能制造、环境与生态、经济与管理等六大学院。设立这六大学院的原因主要基于社会需求，培养制造业急需的高端人才。

朱崇实说，学生进入福耀科技大学后，大一大二学习基础课，大三起进入专业学院。大学四年，培养方案严格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但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学校会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学生在福耀科技大学学习期间，要尽可能给其创造动手实践的机会，脑手并用是福耀科技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从大一起每个寒暑假，学校会要求学生进实验室或者实训中心，或者进工厂、企业实习，这些实习都计学分。

曹德旺说，福耀科技大学优势在于，因为自己是企业家，“所以知道该教给学生什么”“成果转化也知道该投入哪些领域”。在帮企业做科研或者实习过程中，“如果企业对其表现满意，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将其签走”。

阎凤桥说，现代社会要求大学多样化发展。一种大学发展模式是，不受外界影响，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探索世界规律，开展超前于社会的研究，进而引领社会发展，比如西湖大学。另一种是实用型大学，和社会近距离互动、融合，服务于社会。福耀科技大学属于后者。“双导师”制以及和社会深度融合的理念符合其定位。企业家办学以及由一位公办高校退休校长来主政，这样的办学思路是新颖、且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

“双导师”制要怎么实施

校企合作，产学研融合的提法由来已久。但现实中，在国内大多数的高校名不副实。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教育学院博士后阙明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高校是个学术组织，企业是个经济组织，追求利益最大化，二者文化方面就不契合。不少高校教师看不起企业，导致校企合作中，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骨干没有话语权。校企合作最终往往沦为走形式的挂牌、签约建基地等。

朱崇实坦言，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高校一直比企业需求慢了半拍或一拍，“等到你按照理解的企业需求把人才培养出来，企业已经跑到前面去了，学校的节奏跟不上企业的步伐”。他还称，“当了多年大学校长，在人才培养上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学生不容易找到实习单位，企业通常不愿接收学生，觉得接受和指导学生是一个负担。解决实习难的问题，将是我们要重点主攻的方向。”

福耀科技大学要争取做到和国内现有其他高校最大区别在于要随时掌握企业需求，实现和企业“无缝对接”。福耀科技大学的师资原则上都要有海外学习、研究或工作的经历。学校董事会的成员有教育家也有企业家。与此同时，学校董事会下设顾问委员会，会把大企业高管纳入进来。朱崇实希望凭借曹德旺在企业家界的良好口碑和宝贵人脉，吸引更多企业家来支持学校。未来最初阶段，福耀集团将作为福耀科技大学学生实习的主要支撑力量。

但在多位专家看来，“双导师制”的理念很好，但当学术世界和真实世界联通起来，这一制度具体实施还面临诸多困难。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一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高校用人制度带有一种惯性，人才评价体系主要参照学术标准，比如说学历、职称、论文等，这决定了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人才难以被引入和恰当评价。即便校外导师被引入，经验丰富的实战者能否将实践总结为理论，会不会讲课也是个问题。12000人的体量，能不能有足够、合适地方实习，也需要落实。

曹德旺赞赏的是德国一种类型为应用科学大学（FH）的人才培养模式。它是德国高等教育形式的一种，人才培养层次介于德国的大学与职业教育之间，旨在培养高素质工程师，至今已有50余年的历史。FH主要提供工科、企业管理、社会工作、设计等专业的教育，其对教授的聘任资格为博士毕业以及5年的实践工作经验，其中至少3年在高校外。也就是说，FH的教师本身具备了实践和教学的双重技能。

但在中国，由于这样“双师型”教师很少，因此只能通过调整教师结构，达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的。而未来，“双导师”之间如何融合、合作，也需要思考。

即使是在德国，FH的发展也遭遇了一定的困难。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在研究中提到，随着FH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教授招聘变得愈发困难。据德国广播公司2017年的报道，在FH，每两个教授职位就有一个空缺，但申请者不足；学校的教授聘任还面临着与行业企业及与大学（部分学科）共同竞争候选人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FH高度细分与专业化的教育，在面对全球范围内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时，也可能不占优势。

福耀科技大学更具体的专业还在设计中。但在朱崇实的设想中，未来可能根据学生就业情况，社会的认可度以及社会对人才的急需程度来调整专业设置。“比如福建、浙江或者长三角、珠三角哪些企业、哪些领域急需人才，我们就考虑设置某一或某几种专业。这也是这所大学想要探索的一种新的机制和体制，在专业、学科设置上有更强灵活性和社会适应性。“朱崇实说。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要对社会科技发展有着较强把握性和前瞻性。但同时他也强调，专业设置要有一定的稳定性。曹德旺说，福耀科技大学的产学研并非对接福耀集团一家企业，而是对接全球企业。

阎凤桥说，根据社会的急速发展，动态调整专业是很有洞见力的想法。但与此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事情。“一个专业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一旦形成体系以后，它就有了内在生命力和稳定性，你要打破这种稳定性，架构起一种动态性和流动性，和外部有一种适应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相当难度”。华中科技大学彭湃等人的研究中就提到，FH对于一些快速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新专业（如卫生保健专业）的教师聘任更是受到负面影响。因为这些新专业才刚刚“被学术化”，换言之，大学还没有培养足够多的博士，再附加专业实践经验的高要求，大大影响了师资的供给。

阙明坤建议说，关于应对产业变革，有聚焦全球的眼光是好的，但更应找准定位，把握好当地产业和资源。因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依托产业、企业，涉及后续学生实习，用人单位为节省成本也更倾向于找当地学校，不会舍近求远。阎凤桥说，像美国一些大学诸如伯克利大学、加州大学最初并非面向国际，而是为加州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最终成长为世界级的一流高校。

在美国，有一所非常年轻的工科学校，叫欧林工学院，1997年成立。迄今为止已成为美国本科生培养质量名列前茅的学校。其学校只设置了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机械工程和其他工程类三个专业，后者包括生物工程、工程设计、工程机器人等方向。该校创校校长理查德·米勒接受采访时说，面对快速变化的工程技术产业，与此相应，未来工程师需要掌握的技能要求也在发生变化。但无论哪一专业，本科生所学的核心课程在本质上都是非常相似的。化学和生物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和数学基本原理不会变化。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学生学会某些具体知识，而是要教会他们学习的过程。

办学自主权是最大挑战

在曹德旺的最初设想中，福耀科技大学将参照西湖大学做法，直接从硕士研究生招起。之所以要办高起点的学历教育，是因为研究生作为起点，能快速地给社会输送人才。但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福耀科技大学目前改为从本科生开始培养，面向全国招生。

在国内，想要尽可能短时间内成长为高水平大学，除了必要的经费保障，离不开国家的特殊政策支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政策支持中最关键一条就是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如果只办本科，学校影响力有限。要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就要配备硕士生、博士生团队做实验，形成高水平的产出”。

但申请硕博士点并不容易。硕博士点授予在国内每年都有指标限定，需要层层审批，且竞争激烈。如果没申请到，就意味着要和其他高校联合培养学生。“博士生指标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和其他高校联合培养，首先获得的指标有限，再者学位授予就来自于其他高校。“王一涛说。例如，西湖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学位就由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颁发。南方科技大学在没有获得博士授予权之前，和香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硕博士点的获得是一个漫长过程。南方科技大学2007年开始筹建，2012年教育部同意其“转正”，2018年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点，其间走过了11年，这已经是在国家特殊政策的支持的神速。

阎凤桥分析说，公办高校的教师有事业编制，其社会保障、退休福利都高于民办学校。从科研来讲，在公办学校，教师更易汇聚成熟团队，生源和同事很大程度上都强于民办高校，在申请项目，建设国家基地、重点实验室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学术发展中更易处于制高点。阙明坤分析说，从社会认可度来说，老百姓还是“信官不信民”，对民办高校有一些顾虑，会“谈民色变”。

福耀科技大学面向本科什么层次招生及最终能吸引到怎样的生源，目前尚未可知。朱崇实说，目前能确定的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依照高考成绩选拔学生。他坦言，招生和招聘人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开始什么学生、什么老师都往你这里来，这不现实”。

在朱崇实看来，今后福耀科技大学的最大挑战或来源于办学能不能有所突破，在人才培养模式、方法上能否有更多自己发挥的空间。

南方科技大学在创校之初，进行了“先行先试，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自颁文凭”的办学尝试，但最终归于教育部和《高等教育法》的办学规定下，采取 “631”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刘海峰认为，招生自主权应更多地被赋予创新型高校。阎凤桥分析说，自主权下放，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基本保证，而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决定着自主权下放的程度。高校如果将自主权运用不好，不排除被收编为一所普通的高校，“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风险”。

福耀科技大学的性质为非营利性。在曹德旺看来，学校发展的资金不成问题。第一期投入的100亿元肯定用不完。未来如果需要，还将再次投入，和第一期剩余的资金凑出100亿元设立奖助学金。福建当地省市政府除了1200多亩土地无偿提供，负责文件报审，征地拆迁外，将提供同样100亿元的配套资金。近期，福州市政府每年会拨付3亿元，远期每年给予5亿元，这些经费将主要用于海内外高端人才的引进。

但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大学是一个资源消耗型组织，办高水平大学更是件烧钱的事，“200亿元看似很多，但建设校园动辄要几十亿元乃至上百亿元”。2021年，75所教育部属高校中，有13所年经费预算超百亿元。此外，也不排除学校的发展受到企业经营波动及家族化的影响。曹德旺说，后续阶段，自己会建议政府成立一个公募基金用于学校发展，用自己的名义、信誉吸引社会各界捐资，作为未来学校发展主要的资金来源。

地方经济实力也影响大学的发展。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例，2021年，该校获得的市级预算拨款为37.93亿元。当年，深圳市GDP突破3万亿元，位列全国城市前三位。深圳对于南科大是按需投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支持的力度。相比之下，福州市2021年GDP为1.13万亿元，位列全国城市20名上下。

阎凤桥认为，过去的民办教育带有很大的功利性，这导致其能够实现的办学目标有限。而如今，曹德旺以公益慈善的形式办学，更接近于国外私立大学发展的模式。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民办教育的办学效果得到改变，注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